【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
编者按
6月16日，光明日报将迎来77岁生日。
这张报纸讲述的故事、求索的真理、传播的业绩，汇聚成了新中国不朽的“创业史”，也汇成了一部足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皇皇“学术巨著”。
许多学界泰斗，曾在《史学》《哲学》《经济学》《语言文字》《文学遗产》等专刊悉心躬耕。范文澜、翦伯赞于此丈量文明厚度，金岳霖、张世英于此思辨智慧锋芒，沈志远、宋涛于此解析经济脉搏，王力、吕叔湘于此规范文字表达，陈翔鹤、傅璇琮于此钩沉古典神韵……令这块芳苑的文化底色灼灼闪耀，让求真笃实的学人风骨代代传承。
一张报纸，何以赢得众多名家青眼？答案，就在七十余年不变的坚守里——无论时代如何演进，它始终秉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的初心，始终保有“团结、联系、引导、服务知识界”的底色，始终与知识分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心筑梦！
从即日起，我们在《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专栏中专门组织一批稿件，以一个个历史悠久的特色专刊为载体，分别回顾这些版面耕耘者的生动故事、炽热情怀。
20世纪50年代初，正是时代新风浩荡、学界热情勃发之时。与新中国同龄的光明日报应时而动，率先开辟一系列学术专刊，并邀请社外名家主持，为各界学者提供发声交流、启迪民众的园地。史学，便是这张报纸重点耕耘的领域之一。
1951年2月，为满足史学教育全面革新、大众史识正本清源之需，光明日报创办《历史教学》专刊，由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白寿彝主持。在其悉心组织下，《历史教学》刊发了一系列深入浅出的文章，对历史教育的课程、内容等问题展开探讨，将晦涩的史学理论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家常文章”，被评价为“对全国从中学到高校的历史教学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随着形势发展，只谈“教学”已无法满足史学研究所需。1953年4月，由《历史教学》等改组而成的《史学》专刊应运而生。三位主编可谓大名鼎鼎：“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中的二位——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被毛泽东称为“国宝”的陈垣。分别来自三家单位的中坚力量荣孟源、邓广铭、白寿彝担任执行编辑。
当时的光明日报社，沿用位于北京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的原世界日报旧址办公，条件艰苦，甚至无法为《史学》专刊的名家们提供一间固定办公室。然而，他们宁愿四处找地方碰头商议稿件，也不曾耽误办刊工作。后来，办公地点固定在北大燕园。
“《史学》坚持从思想性、科学性方面选择文章。我们在《发刊词》中说，‘空洞、冗长的叙述必须避免……希望抓住一些非常具体的重要的而又为读者所要求解答的问题，进行比较严格的科学分析’。”邓广铭这样介绍《史学》办刊理念。
彼时，史学界多关注中国社会历史分期等宏观史论，《史学》却跳出桎梏，力求“不卷入空洞的文字概念之事”，让学术走出书斋、拥抱大众。此举被一些人讥讽为“放着大菜不吃，专吃小菜”，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一篇篇精短却丰实的“小文”频频引发关注，“搅动了史学界一池春水”。
在“务实求真、言必有据”办刊导向引领下，《史学》格外珍视鲜活的一手史料，也注重呵护每一份治学热情。
“我觉得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1956年5月24日，范文澜撰写的《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见诸《史学》，向读者推荐素未谋面的青年学者刘尧汉以云南彝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所得为基础写就的一篇论文，并盛赞其扎实鲜活的调查史料为“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刘尧汉深受鼓舞、潜心治学，后来成长为成就卓著的民族史学者。
学术之道，有容乃大；真理之争，愈辩愈明。《史学》初创之时，便以敢破敢立的巨大勇气，掀起了影响深远的史学讨论。
1959年初，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及曹操的历史功绩，引起广泛关注。翦伯赞敏锐捕捉这一动态，遂提议以曹操为讨论对象，在《史学》专刊上“做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以打破当时学术界的沉闷气氛。他率先撰写《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一文，主张要反对封建正统主义，就要抹去曹操脸上的白粉，配以编者按在《史学》发表。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界来稿雪片般飞向编辑部。
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纷纷召开讨论会；郑天挺、周一良、齐思和等学者执笔立论，60多篇文章在《光明日报》接续发表……
“这些天来，一碰见人就谈曹操，大家兴致很高……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了谈曹操这样一个好题目，学术界也在百花齐放了，春色满园关不住，好得很。”吴晗在当年3月19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谈曹操》一文中，如是描述当时盛况。
这场盛况空前的学术争鸣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曹操“白脸奸臣”的固化认知，使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辩证看待历史事件的观念深入人心。毛泽东获知后予以肯定，直言“这个案要翻”。
在这一过程中，翦伯赞为《史学》的学术争鸣订立规则：“关于学术讨论的文章，应做到：态度不好的不登，空空洞洞的不登，没道理的不登。总之，要把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活跃起来。”
一场场热烈而纯粹的讨论，不断强化着《史学》笃实求真的鲜明底色；史学大家的躬身践行，则为版面注入了情系家国的精神内核——
范文澜烽火中坚持修史，以马克思主义史观重构中国通史，晚年病榻上仍念“不知死之将至”；翦伯赞立足时代需求、弘扬唯物史观，倡导史学研究服务于思想解放与文化进步；白寿彝双目几近失明，犹呕心沥血编撰巨著；邓广铭深耕宋史，赋予传统学问以时代新义……他们构筑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框架，更是“治学不止于书斋，研史终归于家国”的精神传统。
既是编者，又是作者，亦是读者，这些名家与这张报纸结下了深情厚谊。
范文澜在《史学》发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一文。在文章末尾的“附记”中，他诚恳自省：“‘史学’……是容纳短风的刊物，我愿意在‘史学’上写稿来煅炼自己。不幸，这篇稿子写出来，大大超过了半篇万言书，恰好证明我身上长风病未曾消除。如果以后再向‘史学’投长稿，希望编辑部给我一剂闭门汤喝，提醒我加紧消除我的长风病。”对专刊的尊重、对律己的恪守，可见一斑。
翦伯赞始终把光明日报的稿约视为头等大事。一次，一位私交甚笃的上海某报驻京记者登门约稿，看到翦老新写了一篇文章，就想当场带走。翦老当即以一句“玩笑话”婉拒：“北京这个‘码头’可是《光明日报》的呀！”
白寿彝视读《光明日报》为每日必做的功课。每天上午十点多钟，他便会唤家人去门房看看，“‘光明’送到没有？”晚年体弱多病，但他每天仍必看“光明”，后来目力不济，便改为听助手念。家里想停订一些报刊，他坚持：“不能停订‘光明’。‘光明’是知识分子的贴心报，是咱们贴近社会、与时俱进的精神食粮。”
邓广铭对待光明日报每位编辑记者都极亲切，曾对登门约稿的记者表示：“我很愿意给你们写稿，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其一，我跟光明日报的关系可谓深矣，过去的《史学》版就是我们几个人编的。其二，你要的文章我肚子里也有，还有不少呢”……
改革开放后，中断十余载的《史学》专刊重获新生，在彼时活跃于学界的新一代名家们坚定支持下，迈开思想解放步伐，引领学术研究风尚——
立足史学发展大势，组织研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与发展；推动史学回归学术轨道，深入剖析“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学科建设”等重大议题；设立一批特色栏目，比如千字篇幅、短小精悍的《史坛纵论》，留下了赵光贤、何兹全、张岂之、金冲及、瞿林东、张海鹏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的履痕。
针对错误思潮或学术歧见，组织权威史家激浊扬清、摧邪显正。譬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人把近代史上的“开关”与开放政策相比附，错误认识鸦片战争与近代文明。龚书铎、张海鹏等名家在《史学》展开对谈，疾呼“对于偏离正确学术方向甚至倾向错误的观点，历史学者不能等闲视之”。
关注新兴的史学研究方向，灾害史、环境史、心理史、性别史等最新成果接连推出。如我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李文海，在《史学》发表多篇精品力作，以史为鉴，为提高预防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积极建言……
新时代以来，学术生态与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史学》专刊紧随时代，在中华文明起源及突出特性、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等时代命题上奋力探索，在王子今、王巍、卜宪群等众多名家倾力支持下，“连接学界与大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不断巩固。
七十余载文脉赓续，七十余载同心同向。今天，《史学》专刊初心不改，正与学者们并肩前行，以求真务实的考据底色、开放包容的争鸣气度、经世致用的学术担当，续写新时代史学研究与文脉传承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 周晓菲 赵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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